容庚曾經說他是「甲骨學的逃兵。」，因為他以為商承祚編完《殷墟文字類編》后，還會繼續編寫二編、三編，一直編寫下去，奈何，抗戰爆發，商承祚到金陵大學教書，受限于材料，沒法繼續編寫。

    但建國以后，有條件了，商承祚的研究興趣就開始轉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書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學術成就還是要屬于楚文物的研究。

    37歲時，訪古筆記《長沙古物聞見記》揚名考古學界，自此書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對于楚簡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開拓者。

    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戰國楚竹簡，計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普遍注意和關心。

    商承祚都投入極大的熱情與毅力去開展研究工作。

    他都親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據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間，在他領導下，中大古文字學研究室成立楚簡整理小組，開展楚簡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順利進行，將八百余枚竹簡綴合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戰國楚竹簡匯編》一共5冊，以及一組高質量的論文發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這書資料寄給了國內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學術界頗為流行。

    遺憾的是，在70年代，這書沒法機會出版。

    不然，商承祚應該是穩坐楚簡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這時新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經大量涌現，所以影響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實，相比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圍更加廣泛，某種意義來說，也沒有專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論誰對考古領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話，無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歷史考古學的領域里，研究的課題也是十分廣泛，

    研究方法，也是叢古文字領域切入，互為表里。除上述湘粵兩地戰國及西漢古物外，諸如戰國秦漢之璽印，廣州員村發現的晉代古冢、石馬村發現的南漢墓、光孝寺大殿三寶佛腹內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銖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漢崖墓磚墓，隋代以來著錄的秦權，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軟體女尸，江陵鳳凰山出土的軟體男尸，以及石硯、寶劍，等等，商先生都作過研究且有成果發表。

    很雜。

    依舊金石學的研究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