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高銘先生也不僅僅講述世界史的老師，也講中國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講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體不好，說話聲音很低，這點跟夏先生比較像。但是，邵先生的講義發(fā)的很及時，而且還附有極為豐富的參考資料，比較方便大家自學，這點，我覺得挺好的，很合適我，因為就是自學出身的。”

    “此外，還有余遜先生，一年級上的時候，他講中國歷史文選，這門課大家不感興趣，因為比較難，不過余先生古文修養(yǎng)特別好，他都是邊背誦邊講解，我很喜歡，結果大部分學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級下的時候，他講中國史秦漢部分，起初，大家都擔心會跟歷史文選一樣效果差，結果，一節(jié)課下來，大家都服了，因為余先生對秦漢史非常熟悉。”

    說到這里，高銘先生突然停頓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壓，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很疲憊，那年暑假他剛滿50歲就突然發(fā)腦血栓，此后一直臥病不起，再也沒能重登講臺，若非如此，余先生學術著作不會那么少。”

    談及余孫先生的時候，不管是高銘先生還是俞偉朝先生都充滿遺憾。

    也是對已逝先生的一種懷念。

    高銘先生回憶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來說。

    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們的故事。

    “還有張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國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張先生上課的時候，是冬天，他穿個棉大衣，經常話到嘴邊說不上來就敲腦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時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個時候講課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規(guī)定的教學大綱講，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戰(zhàn)國封建那一套來講，講稿必須上課之前在教研室討論，極大限制張先生的學問發(fā)揮，因為大家都知道張先生是魏晉封建說的提倡者，他的講稿都是經過中國史教研室討論通過的，而不是張先生的學術主張。”

    高銘先生說完，俞先生補充，“大家都知道張先生學問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講課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張先生對學問的態(tài)度依舊知道我們學習，因為張先生踏實，不花哨。”

    高銘先生也說，“張先生是一位值得我們學習的師長。”

    北大中青代的老師，都敬佩張政烺先生。

    因為張先生的品格，讓人敬佩。

    一個上課會敲自己腦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師長，卻學位如此之大，不為世俗名利，只為教書育人，最終卻無奈離開北大講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