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突然說道，“其實，當年咱們北大歷史系也有一個助教，喜歡把一些事件給紀錄下來，他在北大那些年記錄了好多本這些事件，不評論只記錄，有點類似于史官記載史料，不過大部分都是咱們北大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東西都被記錄下來了。”

    “當時，翦先生也鼓勵他這些行為，后來，因為這些本子給他還有大家惹下不少的麻煩。最后這些本子都沒有了。這位助教也不在了，其實他也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不然，這些本子還留下來的話，未來可以放在咱們北大的校史館，應該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原始史料了。”

    說完這個，俞先生充滿嘆息。

    蘇亦覺得直呼可惜。

    也對這位助教超前的意識充滿了敬佩。現代人喜歡寫日記，在考古界，夏鼐日記最為著名，然而，那只是夏鼐先生的日記，像這位助教一樣記錄著自己的所知所聞，以及一些極為重要關于北大的歷史事件。再過幾十年，這些本子，對后人研究這個年代的歷史，絕對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這點，翦先生當年就意識到，俞先生也認識到，可惜這些珍貴的東西最終也沒能流傳下來，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那么為什么蘇亦會提及把高銘先生的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未來有機會發表呢。

    因為他知道未來幾十年，這個國家會變成什么樣，像十年時間發生的事情，已經不會發生。

    然而，高銘先生他們不知道，他們是時代的經歷者，對這些東西，始終持有觀望狀態，慎重一些沒有什么不好。

    蘇亦也意識到自己魯莽了，再次道歉。

    高銘先生卻擺了擺手，“我還在故事還在，如果未來大環境明朗的話，你想什么時候寫東西都可以，到時候隨時找我。現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說說過去發生的事情，讓你們這些小輩知道我們的老前輩都為考古事業做出了那些貢獻，我覺得是應該的。所以，想要聽故事，沒有問題。”

    于是，蘇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銘先生的故事又接著講。

    “其實，當年給我們講課的先生很雜，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個別的，還有不少的先生沒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點，也沒跟你們說。”

    “比如歷史專業這邊，鄧光銘先生就不跟你們說了，你們熟。當時，胡仲達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楊人楩跟張芝聯兩位先生分別講近代和現代世界史，這兩位先生學位很好，都曾經留學海外，見多識廣，講述世界史的時候，旁征博引，分享著他們的求學經歷，再加上兩位先生口齒清晰，我們都比較喜歡。”

    終于有一個蘇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張芝聯先生啊，歷史系現在的副主任，室友劉立言跟王凱旋的導師，法國史大拿，沒想到他還曾經給高銘先生他們上過課。

    真的是北大名師璀璨的50年代，隨便拎出來一個都是滿級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