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俠氣關，多指先秦的四大刺客，如聶政和荊軻，在士人眼中認為都是些上不得臺面的手段，士人多是持蔑視態度，成就有限。

    孫奇逢說的“自得”出自孟子，“君子深造之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孫奇逢認為“自得”才能把握和體會到孔孟的真意，深造“自得”的內圣境界，自然不會有門戶之見。

    這種“自得”不是被動的，而是一種主動、積極的內在修養論。

    當然這只是孫奇逢儒家思想的一種理想狀態。

    朱由崧說道，“誠如先生方才所言，我朝官吏，多是知德而不懷德，請教先生教朕，當如何施政方以改觀？”

    孫奇逢說道，“君王當仁與法一，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朱由崧扶掌而笑，“大善，孫先生此言如金石。”

    孫奇逢說以德列官，官員們要修心養德，這還不夠，還要和法制相結合。

    孫奇逢能說出這番話，可見不是那種腐儒，而是更注重經世致用，治國不就是要“內圣外王”么。

    古代君王施政，很多時候就是靠忠義道德來維持等級秩序。

    但是上層階級比之普通人，擁有太多特權，如果光靠道忠義德維持是不行的。

    治理一個國家，需要的是儒皮法骨，要道德與法治并用，加強監察制度，才能防止以權亂法的現象。

    但孫奇逢提出的這些都是理論層面，要如何去執行，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要搞清楚一點的是，孫奇逢只是思想家，并不是政治家，他連官都沒有做過。

    孫奇逢的這些理論，如果讓他去實施，恐怕是很難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