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亦錦上添花即可。

    不過多贅述。

    他所以寫這部分內容，主要是致敬丁穎教授的學說觀點，并不是核心內容。

    考古發現，才是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實，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的華南地區，差不多就是民國時期的“華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廣東、廣西、福建、云南、貴州、臺灣”。

    非要較真的話，79年之前，這些個地方的考古發現，其實沒有辦法支撐起稻作起源“華南說”這個說法的。

    至少兩廣地區的珠江流域、兩江流域，發現的稻作遺存并不多。

    在廣東，只要石峽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距今近5000年，廣西方面就更加可憐，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貴港和合浦漢墓中發現隨葬稻谷，卻從未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栽培稻痕跡。

    相比較廣西，云南的稻作遺存，就比較多了。

    云南滇池池東岸遺址有發現。

    云南元謀大墩子遺址有發現。

    云南賓川白羊村遺址有發現。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謀大敦子遺址，發現有4000年前的稻谷遺存。

    也難怪湖南農學院的柳子明先生會提出稻作起源“云貴高原說”。

    然而，僅僅憑借這些東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遺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最為著名。整個70年代河姆渡的發現，可以說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影響力長盛不衰，一直持續到兩千年以后在國外的大多數考古學教科書中，有關稻作農業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為主要例證。

    從地域分布的說法，僅僅是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稻作起源“長江下游說”就比“華南說”靠譜很多了。

    然而，蘇亦卻是知道國內最早發現稻作遺址是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