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這邊除了潘成虎權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馬都監兼知襄陽縣事，以及陳松澤、蘇蕈等人執掌皇城司，負責宮禁及紹隆帝宿衛、貼身侍衛等事務外，朝堂之上以顧藩為尚書左仆射，實際執掌政事堂；錢擇瑞繼續以僉書院事具體負責樞密院的日常事務——徐懷雖任樞密使，但平時不常駐襄陽，根本無法兼顧樞密院的日常事務。

周鶴改任御營使，武威郡王趙翼以門下左丞兼禮部侍郎；喬繼恩出任都知內侍省事，兼管齊王府與宮禁事務。

寧慈等人雖說一直以來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壺里去，但并未參與“逃京之變”，沒有其他明顯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職，共同維系中樞的運轉。

襄陽作為京師，理論上就不再隸屬于京襄路，轉歸中樞直轄，為彌補京襄路的財賦缺口，同時也是為了更好統籌安排桐柏山、淮陽山所涉到的州縣防務安排，將隨州、安州從荊湖北路劃入京襄路。

除了薊州從裁撤的淮南西路劃出來，以及硤州劃入荊湖北路外，徐懷還將完成圍垸、墾屯的新蔡縣劃歸鄂州。

對葛伯奕離開之后的荊湖南路的處置，除了將硤州劃歸荊湖北路、將荊州南四縣劃歸荊州外，徐懷舉薦朱沆以尚書左丞出任荊南制置安撫使。

一方面中樞除了朱沆等有限數人外，也沒有其他人有足夠的威望，去坐鎮葛伯奕殘留種種影響的荊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雖說內心更忠于趙氏宗室，但無論是他作為先帝舊臣的核心代表，還是他與潛邸系理念差距太遠，又或者世人皆以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與葛伯奕殘留在荊湖南路的人馬尿不到一壺里去，甚至還能彼此牽制。

作為洞荊湖寇主要肆虐的區域，荊湖南路的生產在過去幾年里受到極大的破壞，當地人口流失嚴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滯留。

理論上荊湖南路是可以進行大規模清田屯墾的，但考慮到葛伯奕殘留勢力的影響跟不甘雌伏，考慮到江南東路的江北區域應首先推進清田屯墾，徐懷暫時還是希望荊湖南路保持現狀，先進行平穩的過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過渡時期、坐鎮荊湖南路的良選。

當然，徐懷也得防備朱沆有別的謀算，另薦程益出任荊湖南路轉運副使，以便司空府對荊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懷回到泌陽，司空府府署也將常駐于泌陽，也需要對京襄路制置安撫使司進行大規模的調整。

主要核心職能部門轉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撫使司之下同樣恢復帥、漕、倉、憲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懷還將繼續兼領制置安撫使，程倫英則出任京襄路轉運使、提舉常平使執掌漕司、倉司，兼知南陽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馬都部署，執掌帥司，即負責京襄路地方守軍的編成、組織以及除泌陽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懷還舉薦周鶴長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舉刑獄公事，執掌憲司；史軫長子史珣出知泌陽縣事。

而在司空府層次，史軫執掌長史院兼領五路度支使，依舊穩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韓圭授任軍師祭酒，執掌主簿廳，居僚職之首，主持樞機案牘等事；徐武磧執掌司馬院，負責馬步軍及水軍的組織、編練、軍法監察、城池營造、軍械被服制造、后勤運輸補給、軍事指揮學堂建設等軍務相關事宜。

軍情參謀司升格為與長史院、司馬院同等級別的一級機構，除了軍情偵察外，更主要側重于作戰籌劃及執行等事務，實際將成為司空府的作戰指揮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