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每天聽多了收購、并購、投資、入股、拆分、合并等等常規的操作，也聽多了壟斷、惡意競爭、惡意并購的非常規操作，但是涉及金額極大的“惡意被并購”事件，在世界資本市場上還很少發生。

    李牧讓谷歌最終接受以巨大的代價來收購Muye&，其實就是成功操盤了一次教科書級的“惡意被并購”案例。

    硅谷和華爾街關于這次并購的報道幾乎鋪滿了所有頭版頭條，不過大家的看法卻存在嚴重的兩邊倒，一方覺得李牧的操作無與倫比也無可挑剔，甚至可以當做經典案例寫入金融領域教科書，另一方則覺得李牧這種操作實在是給資本市場開了一個不好的先河，今后，這樣的“惡意被并購”可能會層出不窮。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卻以另一種角度剖析了李牧的這種做法，這篇報道的作者署名為Rui-Liu，看起來應該是一個華人或者華裔，他在文章中這樣評論李牧的“惡意被并購”：

    “西方人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東方人也一樣，兩種文化差異巨大，這就注定了西方人很難學會東方人的謀略，而東方人也很難學會西方人的邏輯，東方人，尤其是華夏人，從老祖宗那一代起，就凡事講究謀而后動，這就讓華夏人做事情的套路要比西方人復雜得多，在西方人看來只有一兩種解決方案的事情，在華夏，會因為謀略，而產生許多種解決方案。”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債務的解決方案，在西方，債務解決的方案基本上只有兩種，要么還，要么不還，在西方人看來，這種事情也沒有第三種解決方案，但是在華夏，這種事情的解決方案有無數種，比如李牧這次對谷歌的“惡意被并購”，在西方并不常見，但是在華夏，尤其是在華夏民間，這樣的案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Rui-Liu在文中給西方讀者舉了一個例子：“假設A和B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A欠了B五十萬元，但雙方依舊還有合作，而且合作金額以及產生的利潤遠大于五十萬的時候，B對這五十萬債務的訴求就會變得軟弱而缺乏底氣，不像西方人做生意，所有賬目梳理清楚，一碼歸一碼；”

    “A雖然不至于直接賴掉這五十萬的債務，但心里會努力想出一個更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這時候，他想到自己手里剛好有一輛開了五年的奧迪A6L，這輛車五年前在華夏購買的時候剛好五十萬，不過現在的市場價最多也就20萬，于是他就對B說：不好意思，最近手頭有點緊，那五十萬的債暫時不方便給你，不過我這輛A6L是五十萬提來的，要不你把這輛車開走，咱倆清帳。”

    “A真正要釋放給B的意思其實是：你要么接受這輛車抵消五十萬債務，要么就無限期的等下去，有可能五十萬到頭來一分也拿不到。這樣的解決方案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理解也不可接受的，但是在華夏，多數像B這樣的人會選擇接受這樁看起來明顯不合適的買賣，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傷和氣的同時，又能盡可能挽回損失的最好解決辦法；”

    “于是，這樁債務的最終實際的解決方案就是：A將一輛最多只值20來萬的車給了B，抵消了他與B的五十萬債務，看起來A好像非常無恥，但不得否認，這確實是一樁你情我愿的合法交易，從這一點來說，A是成功的，他成功的將五十萬債務，以二十萬的實際價值合法解決，這就是華夏老百姓間常見的‘惡意被并購’。”

    這篇文章在硅谷與華爾街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人都在討論文章中提及的案例，討論這種東方式的謀略，并將其當做衡量李牧這次“惡意被并購”的標準，很多人驚訝的發現，李牧把Muye&Baidu賣給谷歌的方法，跟Rui-Liu在文章中提到的以車抵債有一個非常大的相似點，他們都是用謀略去合理的耍無賴，用計謀而不是用暴力，去讓對方心甘情愿的接受一樁明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合作。

    但是Rui-Liu的文章中還有一段話讓西方精英們非常認可，他說：“其實任何商業交易嚴格上來說，都是不公平的，可口可樂一瓶的實際物料成本可能只有幾美分，但在美國要賣到差不多一美元，幾十倍的差距，公平嗎？中間商以1美元的價格從供應商手里收購某種商品，再以數美元的價格賣給用戶，公平嗎？”

    “既然可口可樂能把半加侖的水和白砂糖以及其他添加劑混合出來的東西賣到三美元，那李牧為什么不能把價值1000萬美元的公司賣到幾十億美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