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自開海以來，贛商們就已經嗅到了商業危機，卻又無可奈何。

    贛商多是草根創業，他們廣布分散天下，有種螞蟻精神，依靠合法合規的經營，把小生意經營到極致，默默的打下一片天地。

    而且贛商們做生意不像徽商、蘇商那樣喜歡和政治沾邊，搞官商勾結，特權壟斷。

    贛商也不會像粵商、閩商那樣對抗朝廷政令搞違法走私貿易，或者像晉商、陜商那樣割據一方。

    正因為贛商們小富即安的精神，雖然江右商幫非常有名，生意遍布天下，卻沒有出現非常有名的大商賈。

    江右商幫以陳楚生為首的贛商，敏銳的覺察到，這次朝廷設置商務司，規范化市場，對他們這些贛商來說，是利大于弊的。

    從今往后，贛商們只要向朝廷繳納商稅，也可以從海貿市場中分得一杯羹，不再是任由沿海商人拿捏盤剝，做一個原材料搬運工，賺那么點辛苦錢。

    陳楚生率先表示，江右商幫代表贛商積極繳納商稅，支持朝廷的決定，并呼吁其他商幫也積極響應。

    以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為代表的粵商也緊隨其后表態，支持朝廷政策，按規繳納商稅。

    粵商無論對外海貿、還是國內銷售市場都非常有名，除了經營手工制品、瓷器和藥材外，更是對海內外出口數以百萬計的鐵質器具。

    像廣東佛山制造的鐵鍋稱之為“廣鍋”，聞名于世界。

    廣東佛山的冶鐵技術非常發達，正德十五年（1520年），廣東冶鐵年產量為1800萬斤，到了嘉靖十年（1531年）增至2760萬斤，占全國冶鐵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可以說占了大明冶鐵的小半壁江山。

    可惜隨著天啟、崇禎年間時局敗壞，廣東佛山的冶鐵產量卻急劇下降，已經大不如前，年產量降至500萬斤。

    因為在天啟、崇禎時期，廣東佛山承擔了太多“答應”公務，從而嚴重阻礙了冶鐵發展。

    按大明朝規制，宮廷和官府所需用的物品﹐可以通過歲辦或采辦形式﹐取之于各行業的商民。

    商民必須無條件上供朝廷所需物品，這叫“答應上務”或“答應公務”。

    在天啟、崇禎時期，廣東佛山承擔起大量北方備虜、剿寇所用軍械。

    廣東佛山作為大明最大的民營冶鐵集散地，上供“答應”的鐵器包括鐵鍋﹑鐵灶﹑各種軍器﹑鐵釘﹑鐵線﹑煎盆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