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兩次大戰歐洲都是主戰場。

    好不容易才享受了十來年和平時光的老歐洲，盡管籠罩在coldwar的陰影下，但冷總比熱要好太多。

    林燃的建議說完后，弗里曼為之嘆服，在這個時代，這屬于是劃時代的建議了。

    雖然聽上去好像只是一個緊急溝通管道，但這在有識之士眼里，確實是一條非常有效的建議。

    加上林燃還給它包裝了一個人類最后一道防火線的概念。

    弗里曼說：“林爵士，我知道你除了數學家外還在和霍克海默教授學習哲學思想，在很多人看來，你是這個時代笛卡爾式的人物，我身邊一直有同事這么說，我這回是真的相信了。”

    笛卡爾除了是解析幾何的創始人，提出了笛卡爾坐標系奠定了現代數學基礎外，他在哲學領域也有非常突出的貢獻，其名言“我思故我在”從某種意義上也是近代哲學的起點。

    另外笛卡爾不僅僅是名言，同時在《第一哲學沉思錄》中發展了方法論懷疑，試圖為知識建立堅實基礎，提出身心二元論。

    雖然林燃本人沒有加入費邊社，但因為笛卡爾的關系，他在費邊社有著相當高的聲望，很多費邊社的成員對他有著特別的期待。

    這背后也有笛卡爾的原因存在，從歷史脈絡來看，笛卡爾強調理性和系統性思維，這是啟蒙運動的核心理念。啟蒙思想的影響范圍就包括費邊社的創始人。

    他們推崇通過教育和理性分析解決問題，而非訴諸暴力，這與笛卡爾的理性精神在廣義上有相通之處。

    費邊社的創始人深受邊沁、穆勒的功利主義和孔德的實證主義的啟發，而這些思想流派都間接繼承了笛卡爾的理性傳統。

    所以弗里曼提到身邊同事，大概率也是費邊社成員。

    多少有點費邊社從源頭上能夠追溯到笛卡爾，而現在又出現了一位有望橫跨哲學和數學的大師級人物，說不定能夠給費邊社帶來新的理論源泉，幫助他們進一步壯大，找到未來的路。

    另外和專注于理論研究的笛卡爾比起來，林燃親自下場參與到政治中，當了白宮的高級官僚，從媒體報道來看斗爭手段還不賴。

    這導致歐洲的知識分子們對他的期許就更高了。

    這在現代看來固然有些天方夜譚，但在那個時代，大量的知識分子是真的會這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