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jié)課，課時45分，足夠蘇亦發(fā)揮了。

    建國前，不少學(xué)者為了抄錄敦煌文書，歷盡千辛萬苦，然而，這種艱難，并不包括胡適，他在巴黎跟倫敦抄錄敦煌文書的過程，都非常方便，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關(guān)。

    1926年，胡適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名委員之一，他以這種身份前往英國。在此期間，先后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翻閱敦煌資料。

    因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閱敦煌文書的時候，并沒有受到什么刁難。

    而且，他去翻閱這些文書，并非為了抄錄，主要是為了做中國禪宗史研究，至于抄錄敦煌文書，更多是順帶的。

    這一時期的閱讀工作，為胡適在后來的禪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獻史料支持。從1926年開始，直到1962年，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始終是胡適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幾篇重要的禪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

    正是由于敦煌文獻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獻在胡適禪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可以說，胡適在研究早期禪宗史過程中，敦煌文獻是其最為重要的一手資料。

    不過他去翻閱這些敦煌文書的目的是為了編著他的？《中國禪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終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禪宗史》，這確實是一大遺憾。

    然而，他的行為跟劉半農(nóng)他們一抄錄就是好幾年的學(xué)者來說，有著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

    所以，蘇亦對胡適這段經(jīng)歷，只是一筆帶過。

    但對于他關(guān)于禪宗史方面的論文，蘇亦卻沒有選擇疏忽，“同學(xué)們，對禪宗歷史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觀看一下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當(dāng)然，如果諸位對密宗感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論文TantrisminChina，這些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文章，值得同學(xué)們閱讀。”

    然而，蘇亦也沒有深入講解，畢竟這些話都有些跑題了。

    所以蘇亦回歸到其他抄錄敦煌文書的學(xué)者身上。

    他接下來說的就是大家都熟悉鄭振鐸。

    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領(lǐng)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突然失事遇難殉職，年僅60歲。

    “但鄭先生在1927年的時候，曾經(jīng)避難巴黎。他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借到的第一份中國古籍便是敦煌文書。也曾經(jīng)抄錄部分文書，1928年回國1929年發(fā)表《敦煌的俗文學(xué)》和《詞的啟源》后來又將所得俗文學(xué)整理出版。”

    “小師兄，好端端的，鄭部長為什么要去法國避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