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故事講完的一周之后，蘇亦離開河宕遺址。

    直到他離開，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依舊沒有整理完畢，但關鍵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畢。

    整個報告，主要分為概述、地層堆積、生活居住遺跡、文化遺物、墓葬、小結與討論五章，加上附表，附錄，總共也就七章。

    整個報告框架上，主要是參考蘇秉琦先生的《斗雞臺溝東區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蘇亦不想按照自己導師的著作來，而是實際條件不允許。

    因為整個河宕遺址更加接近斗雞臺遺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不是沒有借鑒，在撰寫墓葬的部分，蘇亦或多或少都借鑒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鑒。

    然而，因為時代的關系，科技水平的進步，在分析河宕遺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體質形態與人種鑒定，甚至，還通過頭蓋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習俗，以及各種墓葬隨葬品。

    河宕遺址發掘的時候，就曾經發現了發現了77座墓葬和19個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個體，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較好，社科院考古所專家來現場鑒定提供了條件。

    鑒定結果表明“河宕人”是環珠江口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體質形杰具有特征和實施拔牙習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類及其年代推斷。

    在大部分的遺址報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這是，前面的發掘報告定下來的基調。

    比如新中國第一本田野發掘報告——《輝縣發掘報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過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跟輝縣發掘報告，肯定是沒法比擬的。

    先說陣容。

    報告編寫由梁思永主持，他親自擬定體例，與夏鼐商量后再交由發掘團成員分頭撰寫。

    在報告編寫過程中，采取了導師制的人才培養方式——梁思永指導安志敏，夏鼐指導王仲殊，郭寶鈞指導王伯洪，蘇秉琦指導石興邦。

    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中國考古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不說，梁思永、夏鼐、蘇秉琦、郭寶均四人，就說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興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內，各自領域上的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