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場，李牧直接把這二十萬大軍吃掉了一半，然后一路追殺到了興安嶺地區，血途三千里，殺的興安嶺地區的土匪元氣大傷。

    所以他們也就有些銷聲匿跡了。

    準備慢慢的舔舐傷口。

    他們派出使者外出表示臣服，并且西遷，但李恪還是沒有同意，就是要把他們釘死在那里，讓他們哪都不要動彈。

    就讓他們當磨刀石，一點點的去磨刀。

    工業革命的開始，帶來的是新舊兩個生產關系之間的差異，舊的那套生產關系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得不頂用了。

    小農經濟的生產關系，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關系下變得極為脆弱，產生財富的速度也變得極為快速。

    這種巨大的差異，自然會引起一些就有生產關系的得利者不滿，一些獲利者或者一些學者引發思考。

    這到底是為什么？

    為什么男耕女織的生活不頂用了？

    為什么人們不愿意男耕女織了？反而喜歡在工廠作坊內生活？

    這到底是為什么？

    還有那個大唐圣人，你可是圣人，我們男耕女織生活的最大獲利者，你怎么把你的屁股坐在了那群破壞男耕女織的人群那里。

    你這個異端！比那些本來就不屬于男耕女織生活的人更可惡！

    當然，這些他們只敢在私下里說，在明面上，他們則會在報紙上大發文章，雙方進行交流，是那種毫無保留的交流，真誠的，坦率的交流。

    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當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時，作為新興勢力，這些工業資本家的話語權自然是極為弱小的，因為他們本來就脫胎與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屁股雖然坐在了資本上，但是思想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的那種，在思想領域上天生弱勢。

    但是，這些前提是沒有出現李恪這個怪胎，由于李恪的出現，使得大唐出現了白話文這一文體，這一文體的出現，使得這些沒上過多少學，沒有多少學問的資本家，有了屬于自己的文體，有了屬于自己的話語方式，這直接就在小農經濟的文言文上撕下來一個大口子，然后，李恪又以化名的方式，寫出了不少以白話文為載體的，揭示小農經濟陰暗性的文章。

    這些在思想領域上被逼到角落的資本家以這個為啟發的點，直接開始了文化大反攻，于是一系列的白話文文章，白話文學會，白話文教學方式在大唐以雨后春筍般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