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非刑殺人，這既是自我克制，且對于那些心懷忐忑的武將，也是一個友好的信號。

    皇帝崇尚以法治國，也不曾不教而誅，只要遵紀守法、安守本分，也就不用擔(dān)心受到懲處。

    黃立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即便是糾正地方官府的判案，也盡量是有法可依，沒法就制定補漏。

    盡管他沒有做到盡善盡美，但自光復(fù)以來，殺人也很少，多是流放。這與開疆拓土有關(guān)系，但多半也是他不想背上濫殺的惡名。

    罪大惡極的除外，但包括那些大漢奸，也盡量是只誅首惡，家眷流放。

    這樣的行事原則，就與太祖迥異。

    要知道，太祖殺功臣，又是扒皮揎草，又是誅滅九族，每一場大案興起，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

    比如胡惟庸案，究其黨羽，前后共誅殺三萬余人；

    郭桓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牽涉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高官。“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shù)萬人”；

    藍玉案，太祖不僅誅殺藍玉一門，連傅友德、馮勝、王弼等公侯在內(nèi)，一律牽連，死者達一萬五千之多。

    封建社會，皇權(quán)壓在律法之上，大家似乎都認為沒有什么不妥。但黃立卻知道，弊端極大，必須要改。

    制約皇帝的未必是內(nèi)閣，還有法律。所謂“王在法下”，哪怕不是那么徹底完全，也給皇權(quán)戴上了籠頭。

    “南掌派使者至云南，貢方物及銀器，請求內(nèi)附。”黃立放下朝鮮之事，又接著閱看奏疏，沉吟著說道：“方光琛認為可順勢接納，派駐軍隊。”

    元朝統(tǒng)一中國，在“景嚨”地方設(shè)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之時，“猛老”和“八百”（原蘭那）已經(jīng)分離出去。

    隨著元朝對傣族“徹里路”統(tǒng)治的鞏固，又在毗鄰的撣泰地區(qū)先后建立蒙慶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老族的“猛老”也主動向元朝“入貢”。元朝隨即在老撾建立老告軍民總管府。

    明朝取代元朝統(tǒng)治中國后，老告土官在明初的洪武年間就兩次到明朝“朝貢”。其時，“麓川、緬甸、車里、老撾、八百皆內(nèi)附，準為宣慰司”。“

    老撾宣慰司建立之后，對明朝的入貢最勤，聯(lián)系最頻繁，共向明朝入貢達三十多次，是云南省管轄的土司中入貢數(shù)最多者。

    萬歷四十年，老撾再次入貢方物，言印信毀于火，請復(fù)給。朝廷再頒老撾印，但這次之后，便中斷了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