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大利的手伸向桌子時，桌子上的手機猛然響了起來，手機上出現了一個很少通話的名字：“張英（老機礦廠）”。

張英在電話里的聲音非常急促，道：“你是給我留號碼的那個警察吧，我看到了那幾個人。”

侯大利騰地站起來，道：“那幾人在做什么？”

張英道：“我在老工人文化宮南門，在公交站對面，又瞧見那幾個人了。他們把一個年輕女人拉上車，跑了，和那天一模一樣。”

侯大利道：“什么車？”

張英道：“面包車，江州牌，灰色的。”

侯大利道：“你看清楚了那伙人的相貌嗎？”

張英道：“肯定是那伙人，我也是被這樣拉上車的。女的頭上被套了一個罩子。”

面包車與以前案件關系甚大，涉及楊為民猥褻案，楊為民至今仍然在喊冤，不承認猥褻了張英。后來又牽涉張冬梅遇害案，現在又有一位遇害者疑似面包車駕駛員。楊為民猥褻案和張冬梅遇害案皆與楊永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面包車是一個關鍵點。警方一直沒有找到面包車的線索，只能暫時將案子放下，苦等新線索再次浮現。如今，前期布局終于有了些許效果，受害者張英上報了一條有可能極為有用的線索。

侯大利在車上與宮建民打通電話后，專案二組三輛小車直奔老工人文化宮南門。三輛車都是普通牌照，幾分鐘就到達南門。

侯大利和江克揚搭檔，長期一起行動，非常默契。下車以后，他們慢慢靠近站在公交站附近的張英。為了不引起路人聚集，其他人沒有靠過來，站在一邊待命。

張英認出了眼前兩人，趕緊走了過來，道：“你們總算來了。”

侯大利道：“你確定就是上次綁你的那伙人？”

張英說話聲音發抖，道：“是的。有三個人，戴著帽子和墨鏡，用一個布套子套住了一個女子，拖到車上去。和那天一模一樣。這群人太壞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搶人。他們動作快得很，那個女的肯定沒有反應，和我那天一個樣。”

侯大利腦海中浮現出張英被綁的細節。“從車里跳出來四個人，一人先抱著我兒子到車里，另外兩人拽著我到車里。他們力氣很大，我回過神來，已經被帶到車里。這些人壞得很，跳下車就給我和兒子頭上都套了一個黑色袋子，我沒有看清楚來人。”

從這個描述中來看，張英并沒有看清楚來人，講不出來人的相貌和穿著打扮。

據南門附近店老板的回憶：“他們動作快得很，幾下就把人弄進去了，那個妹子沒有來得及喊，這是讓我疑惑的地方，所以沒報警。他們都戴帽子，穿的是一樣的衛衣。從我這個位置看，個個都差不多。”

據張冬梅回憶：“這幾個人戴著帽子和墨鏡，看不清楚面容。他們跳下來就要拉我到車上。幸好顧全清及時開車過來，撞了面包車，這幾個人放了我，跳上車，跑了。”

綜合三個人的回憶，侯大利知道張英說的是真話。張英被綁上車之前被蒙了頭，無法提供有用信息，更不知道面包車上的人習慣戴帽子和墨鏡。這一次張英明確指出這三人戴了帽子和墨鏡，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張英沒有說假話，二是這伙人再次出現。

侯大利道：“看清楚車牌沒有？”

“看清楚了，是山B×××××。我最恨他們了，看見面包車開走，馬上就寫下來了。”張英伸出手掌，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幾個號碼。

侯大利明白這個車牌號大概率是假的，還是迅速記下來，又問道：“朝哪個方向跑的？”

張英道：“中山大道方向。”

從與張英見面到讓專案二組兩輛車沿著中山大道追過去，也就不到一分鐘時間。侯大利迅速決策，安排兩輛車沿著中山大道追了過去。這一系列案子完全印在侯大利腦中，時常拿出來琢磨，爛熟于心。正是由于爛熟于心，這才能夠判斷真偽，臨場決斷。

兩輛車離開視線后，侯大利道：“那個被綁上車的女孩子是什么模樣，能記得起來嗎？”

張英道：“記得起來。我帶兒子來文化宮學習。出來以后，我兒子肚子有點餓，我就帶他來吃碗面。在吃面條的時候，我見到有一個女孩子獨自一人在等公交車，心里還在想，上次我就在這里被綁了起來，這個女孩子一個人在這里，好危險。正在想這事，那輛面包車就沖了過來，停下來后，跳下來三個人。”

侯大利道：“你看清楚那個女孩的面容沒有？”

張英道：“有點印象，樣子很清秀，小鼻子小眼睛那種女孩，個子挺高的，瘦瘦的。”

侯大利道：“駕駛室有沒有人？”

張英道：“駕駛室也跳了一個人下來，一共就有三個人。”

這又是一個新情況，在張英模糊的記憶中，綁她的人不少于三人，加上駕駛員，至少在四人以上。在張冬梅遇到面包車時，面包車的駕駛員沒有下車，而下車的人有四人，老工人文化宮南門的老板看到了四個人跳出面包車，面包車上還有一個駕駛員，那就意味著有五人。

從兩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來看，面包車內除了駕駛員以外不少于四人，這一次張英只看到三人。侯大利聯想到手腕刻字的遇害者，做出猜測：或許他們內部產生了矛盾，手腕刻字的駕駛員被殺害。這或許正是至今不能明確遇害者身份的原因。

說到這里，又有一輛車停在附近，滕鵬飛和重案二組組長苗偉走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