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制度大體承襲漢唐，雖然西漢時期一度提倡短喪，漢文帝甚至曾下令葬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樟七日，然后除服。

    不過到了東漢時期，服喪三年已經成為定制。

    到了唐朝，服喪三年已經成為一種強制手段，在《唐律·職制律》中就有記載，“諸聞父母若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

    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

    不過明初官員緊缺，雖然朱元璋延續了之前的丁憂制度，丁憂時限依然為27個月，不過在服喪范圍上，他規定“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余期年服制不許奔喪”。

    至于原因，朱元璋解釋說“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

    說白了，就是官員頻繁奔喪守制導致無人處理政務了。

    這也就為之后的“奪情”打開了一道口子，朱元璋推崇的思想與漢唐時期一致，他們都把“孝”放在“忠”前，希望通過“孝”來強化“忠”，進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朱元璋對丁憂的審批比較看重，根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所有在外為官的人聽說父母去世后，必須等朝廷向原籍發文核查后才能返鄉奔喪。

    如此一來便會出現一個問題，古代通信手段比較落后，這么一來二回，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等官員到家，可能葬禮都已經結束了，根本來不及送父母最后一程。

    針對這個問題，洪武八年，時任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提議，“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訃，然后核實”。

    換言之，官員父母去世后，家屬直接通過當地官員上報朝廷，如此便減少了來回詢問核查的環節。

    朱元璋聽了以后，感覺很有道理，便同意了呂本的提議。

    通過此舉，使明朝的丁憂程序得到極大簡化，省去了朝廷與官員籍貫之間反復核查的時間。

    朱元璋對明朝的政治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對丁憂制度也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調整。

    根據《明會典·丁憂》規定，所有京官必須通過吏部領取內府開具的孝字號勘合文書，而地方官員則須通過當地吏部下屬相關管理機構開具“引文”。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勘合文件”還是“引文”，都還有另外一個功能，那就是丁憂結束后，作為朝廷起復官員的一個憑證。

    所以，對官員丁憂另一個很重要的衙門——吏部也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