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提倡社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計劃，《斯皮哈姆蘭法令》的提出無疑是成功的，許多原本按照標準無法領取救濟金的窮人也因此得到了社會救濟，并得以借此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對于政府財政來說，《斯皮哈姆蘭法令》的通過無疑是災難性的。

    由于物價的逐年上漲，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工資補貼’也狂飆突進。僅在1817到1832年間，全國濟貧支出便猛增23%，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更糟糕的是，由于工人的工資差額會由政府補足，所以許多勞動密集產業的工廠主會刻意壓低工資價格，因為哪怕他們只開每周一便士的工資，教區也會將工人收入補足到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于窮人只能在戶籍地的教區領取工資補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種種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為信奉自由主義的輝格黨所容。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廢奴法案》《工廠法》《新濟貧法》雖然是三項改革舉措，但實際上卻是一套連招。

    《廢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萬英鎊的財政支出，但是卻能解放奴隸的勞動力，放這些成年壯勞力進廠，提升工廠的工作效率。

    《工廠法》禁止9歲以下童工在紡織廠工作，限制9-18歲青少年工的工作時間，這一系列規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兒童權益，更是由于兒童的工作效率過低，并且任由孩子過早工作會直接損害不列顛未來的發展潛力。

    至于童工出清后留下的工作崗位，則將會由《廢奴法案》釋放的奴隸壯勞力填補。

    而為了達成前兩個法案，尤其是為了湊出《廢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萬英鎊，就必須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麗莎白濟貧法》上動刀。

    在議會改革完成后，輝格黨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是非常有支持基礎的。

    眾所周知，土地貴族、教士、銀行家以及軍隊是托利黨的基本盤。

    而輝格黨的基本盤則是工業資本和新興的中等階層。

    在1832年議會改革后，因為投票范圍的擴大，中等階層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壓倒了傳統土地貴族。

    而最讓這幫人看不順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濟貧稅了。

    因為教區征收的濟貧稅范圍是教區內的全體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濟貧稅以每英畝土地或每英鎊的房租來計算。

    而在托利黨執政時期，這群土地貴族和大銀行家普遍認為這點稅收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但卻能穩定社會環境，所以他們并沒有意愿去改革濟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