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而會有一兩位委員站起來，用手指在桌面上劃出曲線，或者在空中揮動手中的羽毛筆，以更加直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顯然，前段時間關于人科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爭辯并不是教授們臨時起意，而是大伙兒積怨已久，兩幫人早就互看不順眼了，并且都想要借著近段時間將要進行的王國憲法改革做點文章。

    而雙方分歧最大的地方，還是錢的問題。

    在1806年普魯士率先進行教育改革之后，在其他的德意志邦國也很快掀起了一系列改革運動。而在大學方面，最典型的改變就在于教學與研究的結合。

    說白了，評價德意志大學教師的優劣標準，已經不僅僅在于完成教學任務了。

    普通的大學講師如果想要晉升大學教授，必須要拿出與教授身份相匹配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最直觀體現便是看他出了多少學術專著。

    而要想拿出學術專著，就需要足夠的撥款來開展科研項目。

    而這就在大學中形成了學術版的馬太效應，越有錢的學院就越容易出科研成果，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就越容易晉升教授，學院的教授越多撥款也就越多，如此下去就會形成或良性或惡性的循環。

    學術委員們都是在圈子里混跡多年的人，他們自然清楚這個道理。

    所以，任何問題他們都可以讓步，但卻唯獨不愿意在教學資金方面讓步。

    但是學者們也覺得直接談錢實在是太俗了，所以他們大多選擇貶低其他學科的作用，并以此來變相找學校要錢。

    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學想出成果大多比人科花錢多了，所以這些教授的言辭自然也更激烈。他們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是不能不關心撥款。

    比如說，當下高斯帶領下的哥廷根大學天文臺就正在申請在學校里新建一個地磁觀測站，除此之外，他和物理學的韋伯還打算把原定1.5公里的電磁電報線給延長到8公里。

    雖然亞瑟不一定能看得懂高斯和韋伯提交的學術論證報告，但是他知道，無論是地磁觀測站的儀器還是6.5公里的電線，價錢都便宜不了。

    但是，就算這些東西價格昂貴，亞瑟還是不得不頂著壓力找漢諾威議會申請。

    因為如果因為這點錢讓高斯和韋伯這兩位爺不高興，回頭他們倆直接辭了教職跑到別的大學去，這個罪名可比多花點學術資金重多了。

    雖然德意志邦國并不像不列顛那么富裕，但是各邦國卻都同樣重視教育，以高斯和韋伯的名氣，如果他們從哥廷根大學出走，保管第二天耶拿大學、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等競爭對手就會派人把他們請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