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被同伴一提醒，這才想起來，他笑道：“原來您就是那位黑斯廷斯警官嗎？血腥法案的修訂有一多半的功勞都得記在您的身上。”

    面對對方如此恭維，亞瑟只是謙虛：“其實血腥法案的事情，皮爾爵士一早就想要推動了。我的那個案子，只能算是一個契機。”

    但羅巴克卻搖頭道：“不能這么說，黑斯廷斯先生，您應該了解，不列顛的很多事情缺的就是一個契機。沒有這個契機，準備工作做的再好也不行。

    就比如議會改革這件事，雖然改革的議題已經提了幾十年了，但是卻沒有任何一次像是今天這樣如此接近于成功的。

    而這一切竟然是由于威靈頓公爵贊成了進步性的天主教解放，從而導致了托利黨的分裂。現如今，從前最反對改革的托利黨死硬派也要求改革了，您說說這是不是很滑稽？”

    密爾聽到這話，也是羨慕的開口道：“說實話，黑斯廷斯先生，我有些羨慕您。您做的工作，要比我有意義，對于社會的幫助也大多了。您可能不知道，前兩年我之所以停止在《威斯敏斯特評論報》撰稿，就是因為我陷入了迷茫之中。

    我感覺似乎我做的那些工作毫無意義，我感覺我簡直就是在虛度光陰、浪費生命。

    就像是柯勒律治那首詩寫的那樣：沒有希望地工作，如同把美酒裝進篩子，沒有目標的希望，無法存在。

    我那時候感覺我好像已經無法存在了。”

    亞瑟同情的望向這位19世紀人類早期抑郁癥患者：“您這種癥狀和我另一位朋友還挺像的。”

    “是嗎？”密爾問道：“您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說不定我還認識，我確實遇到過一些和我有同一癥狀的人。”

    亞瑟倒也不隱瞞：“本杰明·迪斯雷利，威斯敏斯特選區第4號候選人。上帝保佑，他今年最好能選上議員，要不然我估計又得聽他倒一下午苦水。”

    埃爾德自來熟似的開口問道：“對了，約翰，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會毫無意義呢？”

    密爾勉強的笑了笑：“我是個東印度公司的文員。”

    亞瑟原本正在喝咖啡，聽到這話差點沒忍住吐到坐在對面的羅巴克臉上。

    他一邊拿起旁邊的餐巾擦嘴一邊開口道：“我現在大概明白你為什么會郁郁寡歡了，東印度公司倫敦辦事處，這可是連牛津、劍橋學生都打破頭想擠進去的地方。”

    埃爾德更是抱頭痛哭道：“該死！你是怎么擠進去的？我怎么就沒這個運氣？你們那里還收人嗎？收人的話，我立馬就把皇家海軍的工作辭了。”

    羅巴克也端著咖啡杯點頭道：“約翰，我就說了，你過得已經相當不錯了。不要成天想那些有的沒的，放輕松一點，你要是成天在碼頭抗麻袋可沒時間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