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路易十八治下的巴黎警察廳編造陰謀、策動騷動，造成公眾輿論分化。極端保皇派把它當作警力松弛的證據，認為政府在鼓勵革命活動，推翻王室。而自由派則指控極端保皇派使用挑唆之人以制造危機，以使其專制統治合法化。

    而路易十八本人則在兩派的互相牽制下，安安穩穩的得到了善終。而他的繼任者查理十世則明顯沒有掌握好這種平衡的精髓。

    那家伙沒有發揮好巴黎警察廳的情報優勢，巴黎警察廳在他手里最大的功勞，可能就是幫他順著線人的情報，在一次圍捕叛亂分子的行動中，成功的抓了自己老婆的奸。”

    皮爾爵士聽到這里，差點沒忍住直接笑了出來，他抬手擋在自己的嘴邊，致歉道：“抱歉，亞瑟，你繼續。”

    亞瑟看他露出笑容，也算是明白今天的事情算是穩了。

    搞定了皮爾爵士，威靈頓公爵那邊就有了穩定器，接下來只要他能說出道理，那么剩下要考慮的就只有如何把那些熱血上涌的工人們弄回家去了。

    他笑著開口道：“剛剛我說的是法蘭西，但不列顛的情況與法蘭西又有不同，我們有著優良的議會制傳統，民眾也愿意在現有的框架下追求權利。

    所以，我認為約翰·拜恩將軍在上個世紀對發生在英國類似事件的評價就非常的貼切：不列顛的大多數激進派把革命看作是一類群眾運動，也許會造成小規模流血事件，但主要目的是逼政府讓步，而不是推翻政治體系。

    我們目前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為卓越的政治體系，并且公眾也沒有強烈的欲望去推翻他。就好比這一次海德公園的騷動，那幫工人雖然嘴上喊著‘打倒威靈頓，掀翻托利黨’，但歸根到底，他們想要的無非也就是選舉權而已。

    我始終認為，1812-1821年這九年間出現的大規模工人暴動和血腥鎮壓事件，有一大部分責任都必須要歸咎于時任內務大臣西德默斯子爵亨利·阿丁頓和不成熟的內務部線人體系。

    我不知道子爵閣下是由于情報錯誤，還是出于主觀動機，他將許多正常的游行活動也夸大成具有煽動意圖的殘暴騷亂，是讓人感到恐懼的叛國行徑，會動搖政府的根基。

    這也造成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的發生，并使得公眾對于托利黨內閣產生了不信任感與疏離。

    例如1816年的泰勒起義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當時曼徹斯特市泰勒地區的礦工們最開始只是以和平方式提出抗議，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但曼徹斯特當局對于這一突發情況并未及時處理，既沒有協調礦主與工人的談判，也沒有安撫工人情緒。而是等到事態激化，工人開始焚燒工廠、打砸機器后，才著急忙慌的上報內務部和內閣，要求出動軍隊鎮壓行動。

    至于1819年發生的彼得盧事件，則又是曼徹斯特市政府無能與低效的一大體現。而彼得盧事件又直接導致了1820年卡圖街密謀的發生，如果不是發現的及時，當時的內閣成員可能要全部死在斯彭斯波博愛主義協會的手里。

    所以說，我認為LPS的主要任務應當設定為‘早發現，早治理’，培養專業化的潛伏臥底人才，早期的雇傭制線人機制必須進行改革并逐漸取締。

    最終達到建立起社會不安定因素與內務部之間的單向情報渠道的目的。當然，雖然這種‘溝通渠道’，工會未必會愿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