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已過，秋色漸濃。金陵城外群山紅遍，國史館中銀杏葉黃。

一轉(zhuǎn)眼，胡惟庸已經(jīng)進(jìn)館一整月了。一個月來，胡相從一開始的新鮮、榮幸，漸漸變得的煎熬、度日如年。最后是掐著指頭算，啥時候能出去。

倒不是他沒定力，能一路熬到宰相，怎么可能沒這點耐心？問題在于他跟宋濂、王煒那幫子文人，實在是‘漫地里栽桑——入不上他行’知道嗎？

那些人整天滿嘴之乎者也，不光修史的時候拽文，閑暇的時候還要吟詩作對，尋章摘句。而且總要請他先來……就胡相肚里這點墨水，也只能在吳良、費聚那幫武夫面前找找自信，擱宋濂這幫人面前不是班門弄斧，止增笑耳嗎？

弄得他每天苦不堪言，不得不頻頻尿遁……后來都成條件反射了，一聽到說要作詩就尿急。久而久之，胡相難免疑神疑鬼，總覺得這幫文人是故意耍自己，看自己笑話，好讓自己不好意思對他們修史指手畫腳。

其實這幫鳥文人實在多慮了，胡相看看別的朝代的史書還能說兩句，可是一翻他們編的《元史》，腦袋就有兩個大。

倒不是說這書編的有多深奧，而是太幾把亂了！比方說，書上的蒙古人，十有八九不是叫帖木兒，就是叫脫脫。

而且更離譜的是，同一個帖木兒，可能在別處就叫‘鐵木耳’、‘帖木哥’、‘鐵木爾’、‘貼睦爾’——這尼瑪還怎么審閱？每次他坐下來，翻看不到幾頁，就會有撕書的沖動！

他忍不住質(zhì)問宋濂，咱就不能統(tǒng)一一下名稱？宋濂無奈的給他展示元朝的第一手史料道：“蒙古人記得就是這么亂，說實話我們也搞不清哪個是哪個。貿(mào)然改錯了，這鍋就是我們背，還不如原樣照抄，誰的責(zé)任誰擔(dān)呢。”

“好吧……”胡惟庸竟無言以對。

而這已經(jīng)是胡惟庸提出的最有建設(shè)性的意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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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相苦熬慢熬，煎熬了整整一個月，總算熬到了出館的日子。

胡惟庸出館這天，宋濂、王煒并一眾史官集體前來相送。

“胡相這么快就要走了？”宋濂等人一臉不舍道。

“唉，沒辦法啊，國務(wù)纏身，能擠出一個月來，與大家朝夕相處、推敲歷史，已經(jīng)很幸福了。”胡惟庸一臉和煦的笑容，好似過去一個月不是在煎熬，而是在享受一般。

“還是太短了，不夠深入啊，我們還沒聽夠胡相的指導(dǎo)呢。”王煒一臉遺憾道：“后面的審閱我們都不知該怎么辦了。”

“唉，諸位都是經(jīng)驗豐富的史官，該怎么辦，就怎么辦。”胡惟庸擺擺手道：“只要記住‘上體天心、下順民意、刪繁就簡、秉筆直書’十六個字，就不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