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自香港明確回歸祖國的懷抱之后，香港大批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民眾，沉溺于悲觀、焦慮的情緒與氛圍之中，包括相當一部分富豪以及中產人士，紛紛賤賣資產，漂洋過海移居異國他鄉(xiāng)。

    甚至連佛得角這種普通人都完全沒有印象的非洲島國，都將移民廣告打到香港街頭。

    因為太多人移民遷居海外，香港樓市一度陷入低迷，直到大陸改革開放漸漸深入人心，大批國際企業(yè)、機構紛紛趕到香港，也就是大陸改革開放對外的橋頭堡建立分支機構，大量國際資本涌入，才刺激香港樓市進入新的瘋狂增漲周期。

    可惜的是，香港民眾此時的悲觀、焦慮情緒，并沒有因為樓市的興盛，得到改觀。

    雖然國內媒體長期以來，對這一現象諱莫如深，鮮有報道，內地的普通民眾對此缺乏足夠的認知，但蕭良怎么可能不知道？

    蕭良還能很清醒的認識到，哪怕是回歸后，香港社會的各個角落里，將長期彌漫在一種“戀殖”與抵觸兩地融合的情緒當中，一度還將甚囂塵上。

    這也導致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有大量的國際資本，包括香港本地的產業(yè)及金融資本在內，經香港流入大陸，獲得長足的發(fā)展，也推動內地經濟、產業(yè)的發(fā)展，但在香港產業(yè)及金融資本的內部，卻還普遍存在抵觸加碼內地投資的情緒。

    這一特點在鴻臣及華興兩家集團身上都有體現。

    具體到個人，熊志韜、朱瑋益可以說是典型。

    熊志韜在華興集團戰(zhàn)略投資部，向來反對熊志遠加碼內地投資的主張，這并非單純是熊志韜與熊志遠堂兄弟之間在華興集團爭權奪利。

    他們堂兄弟二人之前的關系還是比較融洽的，卻是熊志遠參與泛華商業(yè)的融資之后，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

    而熊志遠這段時間在華興集團內部獲得的支持聲音很弱，這才下定決心跳出來單干。

    朱瑋益在鴻臣集團內部很早就被作為接班人培養(yǎng)，其父朱鴻臣病危臥床之后，實際負責鴻臣的日常管理。

    鴻臣集團之前幾次試水內地市場，稍遇挫折就半途而廢，也不單純是朱瑋益想要打壓朱瑋興；當然摻和家族內斗的因素，令情形變得更錯綜復雜。

    熊志遠擔心朱瑋益的強烈反對，建議蕭良不要對鴻臣集團抱太大的希望，也是基于這樣的判斷。

    站在熊志遠半山別墅的房間窗前，蕭良眺望中環(huán)深夜猶是璀璨的燈河，禁不住心想，滾滾洪流之下，這些小小逆流，真能濺起多大的浪花嗎？

    次日一早，顧培軍、徐立桓、吳啟燕與徐亞云先去見香港的代理中介機構。

    扣除承諾授給管理層的那部分股權，南亭實業(yè)在香港注冊了獨立法人的子公司，蕭良需要先將宿云生物70%的股份，從南亭實業(yè)交割到香港子公司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