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五日，山西大同，大清皇帝行在。

    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子夜時分了，行在南書房里還亮著燈光，康熙皇帝捧著一杯熱茶，盤膝坐在炕上，盯著窗外黑漆漆的夜空在發(fā)呆。今年的夏季比往年似乎暖了一些，北方的降水也稍微多了點，連向來干旱的大同府在進入五月之后也下了幾場大雨，這會兒天空當中還密布著烏云，給人一種烏云壓城城欲摧的感覺。

    御案上，文書堆積如山，都是各地來的戰(zhàn)報和地方官的奏章。康熙的勤政是出了名的，特別是在他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時代，是非常喜歡事必躬親的。連造槍鑄炮這種事情，他都親自過問，設立了養(yǎng)心殿造辦處，專門管這事兒，而且直接向他負責。對于各地的軍務和民政，他也從來不曾有絲毫懈怠，那怕出征在外，他都盡可能的讓朝臣們跟隨。。即便不方便讓朝臣們跟著，也會讓人把各地的奏章送到軍前，親自批閱。

    可是這位自認的勤政睿智之君，現(xiàn)在卻有一種深深的無力之感。這種無力感主要還不是來自軍務方面的，而是來自于民政方面的。

    他在幾年前為了盡快從民間汲取財力物力以支持他的軍事改革，不得不用了“引鴆止渴”之法，放權給基層的“鄉(xiāng)賢”，讓他們充當包稅人為大清朝廷去搜刮民脂民膏......這“鄉(xiāng)賢包稅”之法雖然有立竿見影之效，在短期內(nèi)為朝廷搞到了大量錢糧，但是負面效果也很顯著。

    一個是地方豪強出現(xiàn)了軍事化、武裝化的苗頭，而且還開始作妖了！

    豪強們沒有槍桿子、刀把子當不了包稅人，可是當他們手里的槍桿子、刀把子一旦多了，也就不愿意老老實實幫朝廷搜刮了——搜刮來的錢糧裝在自己口袋里不香嗎？

    而且這人心總是不知足的，當上了一鄉(xiāng)之賢后，就難免要想一想一縣之主甚至一府之主的位子了。

    而前一陣子因為吳應熊瞎折騰什么“五路伐清”，雖然沒傷著大清半分，還把吳應麒和布爾尼這兩個倒霉蛋哄上前線送了人頭。但是山東、河南、山西、直隸境內(nèi)的那些“一鄉(xiāng)之賢”卻紛紛開始作妖。

    一部分比較老實的鄉(xiāng)賢就開始哭窮，說去年包稅都包虧了，今年要減少一點，要不然就不包了！

    還有一部分心比較黑的鄉(xiāng)賢干脆造反起兵響應吳應熊, 山東、河南、山西等處都有縣城被這伙鄉(xiāng)賢攻破！

    康熙的主力都在對方明軍或打布爾尼、吳應麒, 所以只能讓各地督撫控制的綠營兵去勉強應付。而那些綠營兵的戰(zhàn)斗力又比較糟糕, 干勁也不足，所以到現(xiàn)在還有七八個縣城沒有收復......而康熙十八年的包稅看來多少也降一點了！

    而更讓康熙感到頭疼的還有鄉(xiāng)賢——儒宗——朝臣（主要是漢臣和新八旗漢軍）之間開始結黨了！

    差不多就是明末東林黨的味道，只是東林黨只有嘴炮, 而鄉(xiāng)賢有槍桿子、刀把子，儒宗有反經(jīng), 而且組織也更加嚴密。兩者一結合, 讓康熙皇帝非常頭疼, 已經(jīng)有一種要鎮(zhèn)壓儒宗的想法了。

    但是......沒有了儒宗，儒門就要趁虛而入了！

    康熙本來以為儒宗、儒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儒家派別, 儒門是造反的原儒，儒宗則是恭順的奴才。可是當《反經(jīng)》成為“四書六經(jīng)”之一，儒宗和儒門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像了。

    一個是手持利劍的斬人儒, 一個是手持棍棒的打人儒......而且都把至圣先師描繪成了身高九尺、力大無窮、武功蓋世的彪形大儒！而且都手持《反經(jīng)》, 知道要狡儒三窟。

    看著好像真的沒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