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炯建立登州三太子城、登州天王城或是登州自由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康熙皇帝當然是知道的！

    但是因為當時康熙剛剛經歷了“北京淪陷之恥”，滿洲八旗上下全都嚷嚷著要找布爾尼尋仇，根本沒有人在乎登州發生的事情。所以康熙也不敢違逆眾人之意，放著布爾尼不管而出兵登州。

    而且布爾尼在當時的情況下，的確對大清國威脅極大。因為布爾尼一旦征服整個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和東道蒙古，那么一個大一統的蒙古帝國就要來了，到時候北京城、盛京城都在蒙古人的兵鋒底下，布爾尼隔三差五來打一場，那康熙皇帝的大清豈不是要變成大金了？

    所以當時的康熙只能假裝不知道登州的威脅，先集中力量收拾布爾尼。

    可沒想到那個布爾尼“油”得很，根本不和康熙正面交鋒，還把自己的汗廷遠遠地擺在了靠近寧夏的后套草原上。而且還把喀爾喀蒙古和科布多草原當成了自己的主攻方向。

    康熙雖然討伐過他好幾次，但是這個布爾尼在跑路的本領上顯然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他爺爺林丹巴圖爾壓根不能和他相比啊！所以每次都能被他輕易逃脫。

    而且康熙又受到朱和墭的牽制，也沒辦法放開手腳在草原上用兵，最后也只能接受了和布爾尼“平分蒙古”的現實。。先牢牢控制住么漠南蒙古東路的壩上草原（察哈爾草原）和東道蒙古，暫時放棄收復漠南蒙古西路（河套草原）和控制喀爾喀蒙古的圖謀。

    而當康熙皇帝穩住草原上的形勢，回過頭來仔細端詳登州的時候，卻發現朱三太子已經在登州經營出了一個相當興旺的局面，而且還有了一點固若金湯的意思。

    對于登州的危險性，康熙當然是有充分認知的。但同時他也知道攻打已經構筑起堅固防御體系，而且背靠大海的登州是相當困難的。特別是占據登州的大明還擁有壓倒性的海權。

    所以康熙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只能對登州采取姑息政策——姑息雖然會為將來埋下禍根，但總比一次次的兵敗登州要好！

    因為每一次兵敗，都會消耗康熙所剩不多的威信，一旦威信耗盡，康熙都等不到朱和墭來殺他，他就得讓自己人干掉。

    這些年康熙之所以要一邊想盡辦法從漢人、朝鮮人那里刮錢滿足新舊八旗的貪欲；一邊還要通過扶植儒宗，搞什么飲鴆止渴的鄉賢制去拉攏漢人士大夫。不就是因為敗仗吃多了，所以威信掉得快沒了嗎？

    他現在得哄著下面人過日子了！

    康熙已經覺到下面的人對他這個皇帝已經變得越來越不恭敬了，一個個都在打小算盤，都在抱團結黨。

    那些手里有兵的，更是在隊伍上結黨，試圖把屬于朝廷的兵權捏著自己手里......在康熙給下面的新舊八旗兵丁授田、賜田的時候，這種軍中抱團結黨的苗頭就表現的尤其突出！

    新八旗軍中那些個手里掌握著一個固山兵力的管軍大臣（某旗新軍的長官）或新軍都統（新軍某固山的長官），都會想盡辦法把自己手下的各個參領及其所部的授田區域集中在一塊。而那些個參領又想把下面的佐領聚在一起。佐領們的心思也差不了多少，同樣想把自己手下的旗丁聚攏起來抱團。

    康熙雖然也知道這么個搞法，八旗新軍早晚會變得和太宗皇帝剛剛接手后金汗位時候的八旗兵一樣......只認各自的大小旗主（現在都統和大臣），不怎么聽大汗的話。

    但是康熙為了籠絡那些手里掌兵的大臣、都統、參領、佐領，同時也為了方便動員集結，減少各旗之間的矛盾。也不得不依著他們的意思, 將北京周圍的三千萬畝土地和盛京周圍的幾百萬畝土地, 分給了八旗新軍下屬的二十四個固山——根據最新的軍制, 八旗新軍每個固山都是一萬戶，總動員的情況下可以出動一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