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隆十二年冬，司空府諭令廣州、福州、秀州、潤州、廉州等地效仿杭州、泉州新設市舶司專務海商貿易等事，卻也沒有將葛伯奕、葛鈺等人所盤據的浙南地區排斥在外，特許浙東制置安撫使司、明州州衙于明州城北的三江口擇址設立明州市舶司，開埠迎納海商停泊貿易。

不過，在逃京事變之后，葛伯奕、葛鈺、魏楚鈞、羅望等人率部盤踞錢江以南的兩浙東路，重點經營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等地，事實上不僅直接征用當地的幾家造船場建造戰船，發展水軍，也暗中用海船裝載浙南所產的絲綢、瓷器運往呂宋、安南等地販售，籌措養軍之資。

兩浙路分治東西兩路之后的兩浙東路，轄域主要位于錢江以南的浙南地區，轄明越婺衢臺處溫嚴八州，境內多崇山峻嶺，地狹險僻，極少平川，除了田畝之數遠不能跟錢江以北的浙北地區相提并論外，還不時受風暴侵害，動輒破屋毀城，地方相對浙西、江東要貧困得多。

此時浙東想要以八州狹仄之地想要養活三萬精銳以及兩萬多地方治安兵馬，實在是有些窘迫了。

倘若葛伯連嫡系精銳都養不活，又談何在浙南站住腳跟？

只不過之前杭州、泉州兩地設有市舶司，作為大越接納海商停泊、登岸進行通商貿易的官埠，乃是立朝之初就延續下來的；絡繹不絕的海外商船也都習慣在杭州、泉州停泊。

葛氏驟然間想在明州、溫州等臨海的州縣搞海船走私，一時半會也發展不出什么規模來，只能親自組織商船遠赴呂宋、安南等地進行海外貿易。

現在司空府公開允許兩浙東路可以在明州設立市舶司開埠，不僅令葛氏暗中控制的走私海船往海外販售商貨無需再有顧忌，也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請海外商船到明州停靠貿易，可以鼓勵浙南地區的商賈籌造大型海船或租借海船，運輸商貨出海貿易。

當然，兩浙東路制置安撫使司內部也普遍存在憂慮，擔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實是行引蛇出洞之計，目的就是要將葛氏這些年暗中發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舉殲滅。

特別是司空府明令允許兩浙東路在明州設立市舶司的時機，是在取得殲滅東路虜兵主力以及收復京東東路、河北路及燕薊、河東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懷要為最后的奪權篡位，著手掃平內部的障礙了。

在逃京事變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沒有直接往錢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駐多少精銳兵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撫使時，僅有兩都直轄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銳隨之進駐杭州；當時甚至就連作為江南東路的監司駐地、舊都建鄴也僅有三四千精銳甲卒駐守。

駐扎于潤州、揚州等地的水師精銳，也主要是防范虜兵水師有再寇長江的可能。

不過，待潁州大捷之后，徐懷先調唐天德出知杭州，協助王番加強對錢江北岸地區的控制，之后又調唐青出任兩浙西路兵馬都部署，進一步加強對浙北地區的軍政控制。

這時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舊沒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屬的精銳兵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馬都部署前后，這些年來從浙西地方征調、參與防線戰區輪戍以及收復的軍將武吏，開始大規模回歸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兩千多回歸地方的軍將武吏參與了從兵馬都部署司到州縣的兵馬都監司、縣尉司，再到廣泛增設的巡檢司及軍寨較為徹底的重構，初步形成不同以往、體系更為嚴密、有較強戰斗力的地方治兵體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東、河北以及關陜等地追亡逐敗，不斷取得針對赤扈人的關鍵性勝捷，另一方面司空府對浙西、江東、荊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嚴密，葛伯奕、魏楚鈞、葛鈺、羅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繩索變得越發緊固起來，卻苦無對策——秘密遣使聯絡西秦路，發現高氏也有泥足深陷之感。

紹隆十三年三月中旬，隨著意外收復云朔地區以及周鶴、顧藩率文武百官奏請冊封徐懷為豫王等消息傳到明州，一乘馬車也在淅瀝細雨中，意外的駛入魏楚鈞出任知州的明州府衙大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