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搖了搖頭，說道，“曹師雄、曹師利本就是渤海漢人，雖說他們對中原未必有多少情義，但契丹日薄西山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的事實，他們也不可能是契丹人的忠臣烈子，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他們利用自己的漢人身份更容易為大越接納這點，南降大越，應該沒有問題——”

    “那整件事有什么問題？”徐武坤不解的問道。

    “雖說之前岳海樓已代表朝廷與曹師雄、曹師利秘密接觸多次，朝廷也是冊封曹師雄為忻州觀察使，但劉世中、蔡元攸以及葛伯奕猶是擔憂有詐，秘令曹師雄正式易幟之時，必須清肅朔州城里的契丹、奚族等族眾。我率部護送朱沆前往朔州，與其說是督軍，不如說是監(jiān)督朔州附軍是否照劉、蔡、葛等人的要求進行殺戮，”

    徐懷說道，

    “雖然王番郎君絕不對我透漏半句，但樞密院擬定的北征方略，此時在我眼里已經(jīng)完全不是什么秘密了。你們看地形圖，東路軍五萬禁軍以及同等規(guī)模的廂軍已經(jīng)在代州之雁門完成集結，將契丹在西京道的駐軍主力基本上都吸引到應州南部了。卻是我們西路軍這邊，天雄軍的集結拖拖拉拉，無疑給契丹人制造一個假象：在他們的西邊有朔州城控扼恢河兩岸，足以擋住十數(shù)年前就慘敗在他們手里的天雄軍……”

    “你是說天雄軍諸部實際上已經(jīng)秘密完成快速北進的準備，但拖延不集結，實是等曹師雄、曹師利正式歸附，諸部直接奔赴朔州，甚至在朔州都不停頓，以最快速度的從西側突襲其西京道腹心地大同？”

    徐武磧十數(shù)年前隨靖勝軍攻入過大同城，當時的行軍路線就是沿恢河北上，他對這種種情形非常熟悉。

    “你懷疑契丹西京道主帥早已察覺到曹師雄、曹師利有問題，極可能在大同城里藏下伏兵等天雄軍一頭鉆進去？”徐武磧問道。

    “大同一定是個陷阱，這是毋容置疑的，但除了曹師雄、曹師利外，岳海樓以及劉世中、葛伯奕不可能不在發(fā)動突襲前反復確認大同的駐軍情況，所以說在天雄軍襲至大同城時，大同城里一定是空虛的！葛伯奕、劉世中、蔡元攸這些蠢貨，非要曹師雄、曹師利兄弟二人對契丹及雜虜舉起屠刀才敢信任他們，怎么可能不去反復確認大同城有無伏兵？”徐懷說道，“真正的問題實際出在大越北征兵馬對契丹及諸蕃部的高壓政策上……”

    徐懷又將柳瓊兒整理的一些資料扔到堪輿圖上，說道：

    “近兩百年來契丹為了加強對西京道、南京道的控制，除了本部族眾外，還一直都持續(xù)不斷的將他們所征服的鐵勒、鮮卑、柔然、奚族、渤海漢民南遷。大同作為其西京道治，此時城里就有近二十萬契丹及雜虜居留。此時禁軍在嵐代等地軍紀松馳，就多有劫掠、滋擾蕃民，等曹師雄、曹師利屠戮朔州虜民的消息，隨同突襲兵馬一并傳到大同城里，這時候大同城里近二十萬契丹人及蕃虜倘若被激起激烈的反抗，必將成為突襲兵馬的死亡泥淖！”

    徐武磧乃是知兵之人，這時候也是禁不住倒吸一口涼氣。

    契丹已日薄西山，其境內(nèi)也是貪官污吏橫生，貴族、官吏肆意欺凌、盤剝民眾，官民對立情緒嚴重，甚至還不時有反抗事發(fā)生。

    正常來說，契丹的西京留守司，絕難將二十萬契丹人、奚族及鐵勒、柔然等雜蕃組織起來對抗大越伐燕軍的北征。

    另一方面，徐武磧又不得不承認契丹本族人及奚族、鐵勒、柔然、鮮卑等雜蕃民戶皆善騎射，體格強壯，善武者比例比漢民高得多，又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攜帶私藏兵甲的傳統(tǒng)。

    要是七八萬精壯蕃民在大同城里被人有心引導下，在大越突襲兵馬大肆殺戮、洗劫時激起激烈的反抗，三五萬突襲兵馬就一定能將其快速鎮(zhèn)壓下去？

    而今日在肅金樓所發(fā)生的事情，也足以證明契丹密間有心在漢蕃矛盾上做文章了。

    徐武磧也不覺得他們此時看透這一切，就能阻止什么。

    且不說王稟午前親自去勸戒葛伯奕，要他在軍隊搜捕敵間時多加約束軍紀，卻差點被氣出病來，也不去提禁軍那叫人頭痛、難以約束的軍紀，徐武磧心里更清楚當朝令從中出、御筆指揮的慣例。

    伐燕軍此時北征對契丹人及雜虜采取怎樣的策略，樞密院必然早已經(jīng)擬定好方案，甚至就直接寫入劉世中、蔡元攸、王番北上攜帶的圣旨（御筆指揮）里了，絕不是下面三五低級武吏提出異議，就能隨便改變的。

    “王番郎君令我率二百人眾護送朱沆北往朔州，我不能拒絕，但此次北往朔州作為督軍，也必然會隨同突襲兵馬前往大同，此乃九死一生之局，”徐懷說道，“而到這時，大家也應該看透廟堂諸公都是什么貨色，即便王稟相公起復，孤身一人也絕不可能改變廟堂的短視本質(zhì)——即便是為社稷謀，我們也不能再對這樣的廟堂寄以太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