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世官所仰仗的不過是他們控制這土人，如果能夠解決土人問題，土司問題就可以徹底解決了。”于謙換了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

    “甚至他們還會主動請求流官治土。”

    朱祁鈺點頭說道：“這是個好主意，朕以為善。”

    “朕手里有不少的田契，可以用這些田契來進行更換購置，大軍組織百姓開墾荒田，吸引百姓下山，就像是在濟寧府和河套那樣。”

    “我們要感謝湖廣商總陳廣祺，是他帶來了將近三萬頃的土地，這三百萬畝的田地，如果用這些良田來更換長江以南無法耕種的田契的話，或許是個不錯的結果。”

    縉紳，在大明的司法、賦稅、勞役上，都有很多的特權，這些特權的目的是為了讓縉紳安土牧民。

    但是在土木堡戰敗后，無數的縉紳逃離了山外九州和京畿地區，既然失地，朱祁鈺自然可以收回公有。

    這次的叛亂又有不同，并不是所有的縉紳都附逆叛亂，這中間就需要慢慢去梳理。

    而且農莊法到了景泰四年十二月份，才會達到五年之期，所以朱祁鈺也不著急推廣農莊法。

    政策的施行，步子邁的太大了也不好，朱祁鈺春秋鼎盛，可以再等一等，雖然山西、陜西、河南、山東都請奏過農莊法的推行。

    朱祁鈺繼續說道：“朕手里，有南直隸，浙江、江西近五萬頃田契，這些田契，都是平叛之后，繳獲所得，現在，我們可以在各地試著開始推廣農莊法了。”

    “我們一步步的嘗試將勞動資料控制在朝廷的手中，我們要用朝廷的待遇去倒逼我們的肉食者對百姓好一些。”

    “是時候這么做了。”

    朱祁鈺并沒有一步跨到全國農莊法的地步，而是利用手中的田契，讓農莊法遍布在整個大江南北，就如同沙丁魚扔進一條條鯰魚，讓死氣沉沉的縉紳們，活躍起來。

    官冶所、農莊法，都是將部分的勞動資料控制在手中，然后去倒逼這些肉食者進行改變。

    這是一種無奈之舉，雖然大明的官僚已經是當世最精密的官僚機構，但是依舊無法讓勞動資料全部掌控在朝廷手中。

    “這樣一來，如果他們對傭戶、工匠待遇不好，傭戶、工匠、成丁總是流向農莊法，如果沒有傭戶耕種，沒有工匠上工，沒有成丁去他們的工坊，他們就無法組織生產了。”

    朱祁鈺確定了于謙的想法不錯，農莊法的鯰魚效應應該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