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剛登基的時候的初衷，搭一個臺子，將人才篩選出來，給他們舞臺，讓他們發光發熱。

    而現在，朱祁鈺手中的這份襄王送來的博頭條的題本，就是成果。

    朱瞻增前往貴陽之后，上過兩次邸報頭條。

    第一次是利柄論，指出了大明朝廷不應誕恥于言利，在供應側改革上提出了具體的比例，朝廷應誕至少把控三成以上，才能實現調控物價。

    寶源局進行了大范圍的投資，而且收獲頗豐，并且每年的利潤呈現了出一種指數增長的趨勢，王復說皇帝與民爭利，的確如此。

    第二次是關于是我、有我、無我的三種人生境界的定性，而這種通透的理解，讓朱祁鈺感觸頗深。

    每一個無我之人，在朱祁鈺這里幾乎都有名號，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堅定，目標明確，不忘初心。

    朱祁鈺拿起了筆，朱批之后交給了興安說道:“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朱瞻堪的奏疏名為《論公德》，討論的內容為公德。

    在中原王朝的歷代道德約束中，最多的就是關于私德的約束。

    比如倫理道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

    比如個人道德修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倫理道德和個人道德修養，都是私德的范圍，但是縱觀整個中原王朝進程，很少有人提筆論公德之事。

    人是善群的動物，基于此，朱瞻增衍生出了關于公德第一條定義:公德利群。

    人是群而居之，個體組成戶，無數個戶組成了各種的群體，群體群之則為國，因此公德對于群體、對于國家、對于所有人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公德的性質是利于群體，將群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