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財稅這塊實在是廢物中的廢物。

    如果說是社會總是螺旋上升的，生產力在不斷的提高，兩宋搞的天怒人怨，從宋真宗開始，兩宋歲入六千多萬貫，大明一年正賦折銀后不足兩千萬兩白銀。

    社會螺旋上升，而大明的財政收入斷崖式下跌。

    而韃清朝末年因為諸多原因，比如清查關稅、對內劇烈朘剝、搞土藥經濟等等，從光緒十一年到宣統三年，財政收入從八千萬兩飆升到了兩億九千萬兩，將近三億兩白銀。

    這就是韃清在最后幾年的恐怖稅收能力，在頂著巨額助軍旅之費的戰爭賠款中，進行了洋務運動、興建了北洋水師，還給老妖婆修了個院子。

    韃清用最后的時光，體現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對百姓的殘酷朘剝。

    韃清滅亡，直接原因是小站練兵把自己直接練沒了，袁世凱舉著刀讓清廷遜位，而溥儀成為了最后一位遜帝。

    而根本原因很多，朱祁鈺認為其中絕對有一個原因是先天絕癥——無法彌合的旗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

    因為天平天國運動，漢人的軍事實力和財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引起了旗貴人的高度警惕。

    旗貴人在太平天國之后，設立了財政局，收回了各省的財權，禁止地方借外債和任何外資在地方的投資，而旗貴人自己在外大量發行國債，出售礦山鐵路資產、出售洋務運動官辦廠股份等等。

    而后旗貴人以建立新軍為由，大規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標的漢人綠營，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國的淮軍，從近二十萬人銳減到了一百零五營，五萬人。

    說是要君主立憲，旗貴人搞了一個全旗人內閣，漢臣比例，比之之前歷代韃清的軍機處還要低，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國。

    在韃清朝崩解的那一天，遍地都是軍閥，是因為旗貴人在不當人這件事上，確實不是人了。

    相比較之下，大明弄錢的辦法就顯得有些寒酸了，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嚴嵩，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銀子就要用嚴嵩，但是用嚴嵩就是貪腐橫行、吏治敗壞、毀壞根基，最終的結果就是錢也沒撈到，吏治也徹底敗壞。

    這就是大明財稅的困境，大約可以簡稱為：既要又要的道長困境。

    大明是沒辦法經營好官辦專賣壟斷的，襄王殿下將柴米油鹽加入官辦，而不是專賣，目的是為了推行供銷官鋪。

    于謙其實還有第三個擔憂，對大明的國家之制，他有著極其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