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賓言看著懊惱無比的徐承宗只感覺有趣的很。

    魏國公徐承宗與兩浙鹽商商總費亦，是大明財經事務的一個縮影，同樣，也是大明從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蛻變的特質之一。

    洪熙元年，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熾登基的那一年，御史龐尚鵬上奏，請求革罷糧長, 以里長收糧，十年一審。

    自洪武年間確定的官收官解正賦納解制度，再次轉變成了民收官解。

    李賓言親眼看到過大明的基層制度的敗壞。

    第一次基層制度的敗壞，是衛所制的全面敗壞；第二次的基層制度敗壞，則是糧長制敗壞，大明朝廷從洪武年間起，徹底失去了對基層的管理和控制。

    權力出現真空，一定會有人填補。

    糧長革罷之后，一百一十戶挑選十戶富裕之家為里長輪換，基層的權力被牢牢的把控在地方縉紳手中。

    大明基層制度的崩潰，地方縉紳把控權力，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大明的小農經濟似乎走入了循環之中，自耕農越來越少，佃戶越來越多，百姓愈加辛苦耕種, 卻收獲寥寥, 食不果腹，衣不蔽體, 驟逢災年, 便是賣兒賣女。

    而得勢之家的佃戶叢仆、遠親舊朋，富者愈富, 田畝連綿萬頃, 絲竹盈耳，往來皆為勢家, 而這一個個勢家，成為了一個個的節點，人脈就像是蛛網上的蛛絲一樣，將大明編制成了一張巨大的蛛網。

    這些先富起來的大明“勢家”以及仆從，掌控著巨大的社會財富與權力，即占據分配地位的資產階級。

    在商品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占得先機、拔得頭籌、先富起來、占據分配地位的資產階級，就有了如虎添翼的機會。

    這就是大明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蛻變的特質之一：首先致富者，總是伴隨著權力的力量。

    這是大明財經事務的基本底色，也是大明小農經濟到商品經濟蛻變之中的巨大考驗。

    而眼前的魏國公徐承宗和兩浙商總費亦應，就是權財寄生的典型例子，李賓言曾經專門研究過他們倆兒，當然不是李賓言有大病研究兩個男人，而是研究他們的權財寄生關系是如何出現，又是如何發展壯大。

    “這個該死的家伙！”徐承宗仍然在罵罵咧咧，但是已經于事無補。

    李賓言看著徐承宗，笑著問道：“你的確應該害怕，你覺得應該怎么做，才能避免被陛下剁了腦袋當蹴鞠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