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將可用，叛將不容，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柳升作為大明安遠侯，組建了大明第一支炮兵，為大明戰死在交趾，死后加封為了融國公。

    柳溥作為柳升的兒子，承襲了安遠侯爵位，深受皇恩，出任兩廣總兵官，節制黎越僭朝，在景泰三年，伙同孫忠、孫繼宗、王驥等人，因為待遇問題悍然反叛，最終戰敗出逃黎越僭朝。

    大明沒有對不起柳溥，即便是作為新繼位的大明皇帝朱祁玉，登基之后也沒有苛責柳溥，雖然沒有在正統十四年、景泰元年同意柳溥出任京師副總兵官一職位，但那也是處于政治思考。

    是柳溥對不起大明，他的反叛，完全是不顧公利，只為一己之私。

    于謙俯首說道：“管子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

    “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

    “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br/>
    “故《明法》曰:不為惠于法之內?！?br/>
    這是管子《明法》篇中，關于公法和私惠關系的辯論，在管子看來，舍去公法，而用私惠，不是明主的作為。

    于謙對柳溥的處置意見，就是叛將不容。

    朱祁玉和于謙在對待柳溥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還是關于安南定位問題的分歧。

    在朱祁玉看來，安南是外，柳溥問題，可以內部問題內部解決，外部矛盾外部解決。

    在于謙看來，安南是大明的四方之地，柳溥問題，應該按照慣例來解決，那就是叛將族誅。

    這種分歧，在朱祁玉登基之后，其實很多，不過每次都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多數是于謙妥協，偶爾是朱祁玉妥協，兩個人的分歧，不屬于根本分歧，不涉及到路線和屁股問題。

    朱祁玉經過了慎重的思考之后說道：“安南在黎利之后，重建安南國，甚至在安南國內僭越稱帝?！?br/>
    “朕以為若是柳溥在大明郡縣安南之中，有奇功，可封其為海外侯，特宥其家人，終身不得回明?！?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