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仗了，要論功行賞，要清點家底，要整編隊伍，要總結(jié)教訓(xùn)，要決定下一步應(yīng)對方略……有些事情急不得，有些事情緩不得。

    而這其中，最明顯，也最迫切的事情，便是賞賜和整編。

    整編自不必說。譬如講，將東京留守司全面整編納入御營體系就勢在必行，甚至說，在宗澤去世以后，這件事情已經(jīng)成了趙玖心頭頭等大事，他必須要妥妥當(dāng)當(dāng)、體體面面的將此事處置好。但這件事情必然要觸犯一大堆人的利益，是目前最實質(zhì)、最嚴(yán)肅的議題。

    至于賞賜，卻是整編，乃至于往后一大串事情的前提。

    雖說不大可能，可趙官家卻絕不想落得跟種師中那般下場……僅僅是因為用來賞賜的銀碗不夠了，士卒便‘皆憤怒，相與散去’，然后種師中馬上就敗軍亡身。

    為此，早在宋軍合圍洛陽的時候，趙玖便發(fā)明旨，要求襄陽、南陽盡出府庫浮財與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庫存糧秣，以作軍用。然后，等到戰(zhàn)事一結(jié)束，河北傳來消息，確定了過半金軍就地散去，剩余往燕京而去后，趙玖便立即匯集軍隊、集中軍官，準(zhǔn)備論功行賞。

    這些事情，乃是理所當(dāng)然的，唯獨河陰這個地方，有點不吉利罷了。

    河陰位于鄭州與孟州交界處，本身是這年頭黃河南岸的重鎮(zhèn)。不但同時挨著汴河與黃河，更是位于韓世忠之前布防黃河的中心點上。這個位置，從交通上來說，確實方便南陽、東京、西京三地軍將、官僚、兵馬匯集。

    但是，方便歸方便，這個地界聞名天下卻是因為爾朱榮的‘河陰之變’……北魏王公大臣被屠殺了兩千多人，史書中明確說到，‘河陰之下，衣冠涂地’。

    從南陽、襄陽往此處趕的大臣們當(dāng)然不至于疑懼到趙官家要搞什么大屠殺，但卻不能不嘀咕趙官家別有用心或者心存暗示。因為此時，趙官家逃出南陽后的一系列操作已經(jīng)顯露無疑。而無論是那日出逃時將南陽、襄陽群臣一起蒙，還是到了鄢陵奪兵權(quán)時斧殺杜充，又或者御駕親征親自上陣，都讓這些大臣們感到有些不安。

    不過，隨后聞得趙官家還于舊都，贈宗留守那首《青玉案》，多少讓這些人放松了下來……因為這兩件事情做的還是很有明君之態(tài)的。

    其實，難怪這些人如此緊張和敏感，因為另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隨著這一戰(zhàn)以完全出乎所有人預(yù)料的方式結(jié)束，回顧趙官家鄢陵之戰(zhàn)的戰(zhàn)果，這些人雖然疑懼，卻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抗的意思和勇氣……用閻孝忠送別百官北上時的話來說，百官此番北上，似有‘項王破秦軍，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之態(tài)。

    當(dāng)然了，這種不合時宜的話是受到了兩位呂相公嚴(yán)肅批評的，因為官家和大家是一體的，而項王與諸侯將本就各懷鬼胎，是一回事嗎？堂堂南陽府守臣，怎么能說出這么不團(tuán)結(jié)的話呢？

    于是閻孝忠就閉嘴了。

    而不管下面的人如何胡思亂想，又如何勾心斗角，二月下旬，隨著兵馬將帥漸漸匯集，南陽襄陽的諸位相公、大臣也都趕到鄭州一帶，趙官家便毫不遲疑，即刻從東京出發(fā)，揚龍纛往河陰而來。

    一路上，從東面趕來的兵馬沿途匯集的越來越多，隨行軍將也越來越多，其余西面、南面的眾人也都快馬加鞭，為首官僚大臣軍將，更是先行到達(dá)河陰候駕。

    二月廿三，趙玖來到河陰。

    到此為止，河陰已經(jīng)聚集了七八萬部隊，數(shù)十名統(tǒng)制官，統(tǒng)制官以上的也有韓世忠、李彥仙、張俊、王彥、岳飛、王德、閭勍等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