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財政收入，還是帶有很濃重的“先軍”特色，即以前收得太狠了，現在減免稅收，卻也減不了太多。

將來再說吧。

支出方面，禁軍賞賜、糧食開支，一年大約需要1000萬出頭——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

州軍一年也需要800萬上下，畢竟人數較多，將來肯定是要慢慢裁減的。

鎮軍人數還不多，目前一年開支一百多萬，但將來人數會增加，開支也會上漲。

可以看得出來，在和平年代，軍費開支就占到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

比起軍隊，全國一萬多官員的開支就小很多了，一年幾百萬頂天了。

去掉這些支出后，中央財政收入一年大概還剩不到七百萬，去掉宮廷用度、驛站補貼、招待飲宴、日常用度（包括官府、軍隊的消耗品）等等，其實剩不了太多。

這個財政結構，大體與唐代類似，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

當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其實還有大量隱性收入，這個在歷朝歷代都沒計入財政收入中，但都是真實存在的。

比如，唐代有大量公地。官員去某地任職，當地會劃撥一部分公田的產出，作為他在職期間的收入，卸任后停發，即“職分田”。

官員們還有廚余錢、手力課錢甚至地方官府放貸的利息收入等等，很多，在唐代一律稱為“賦外科斂”，大部分是地方收入，用來補貼官員及其他開支。

另外，朝廷有時候還會出售一部分商品。唐代司農寺就經常向外出售宮廷消耗不掉的糧食、水果、蔬菜、牲畜等，獲取收入。

諸牧監也會出售馬匹之類，這個收入相當不少。

總體而言，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這部分隱性收入是沒有計入財政的——夏朝基本與之類似，甚至因為剛剛開國，官府手里的公地數量更多。

到北宋，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數量銳減，且因為商品經濟更為發達，支出更甚，財政較為困難。

宋真宗天禧年間，沒有戰爭，有一次統計當年支出，居然達到1.5億多貫，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就這樣吧。”邵樹德站起身，說道：“財稅改革，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來了。稅務使衙門盡快籌建起來，從今往后，征稅、度支皆由稅務使負責。錢監獨立，與六部九寺并列，由門下省直轄。田稅，朕意整體收取一半，但各道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