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三司是在中晚唐缺錢的大背景下誕生的。

藩鎮割據之下，河北的上供就是象征性的，還經常一毛錢都不給朝廷。

河南、河東幾乎也不給朝廷貢獻財政，因為養了太多兵。比如東都鎮原轄河南府、汝州，在德宗那會財政收入不到六十萬緡，但他從來不給朝廷錢，相反還要朝廷轉移支付貼錢。

京西北諸鎮，更是完全依賴中央轉移支付。

宣武鎮養兵十萬，也甚少給朝廷錢。

與之相對，南方很多藩鎮年財政收入還不如宣武、徐州等鎮呢，但卻要上繳絕大部分賦稅，因為他們不養幾個

兵————北方多為節度使，南方多為觀察使，可知差別。

元和年間全國將近一百萬武夫，絕大部分在北方，他們完全是財政黑洞。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朝廷財賦三分之二來自江南，用來彌補長安官僚機構以及巨大的平叛軍費開支。

朝廷為了搞錢，派鹽鐵使到南方收稅，轉運使負責運輸，三司應運而生。

德宗時鹽利六百多萬緡一年，絕大多數取自南方。

北方諸鹽池，夏綏的自收自支，防御北邊。

河北鹽池根本不可能給中央錢，淄青海鹽的利潤也是揣自己兜里。

也就河中鹽池朝廷能控制，但還得與藩鎮分賬，畢竟河中鎮百余萬人口要養五萬大軍，開支大————而人口是河中兩倍的淮南鎮卻只有三萬兵，這還是淮西叛亂后擴軍得到的成就，在此之前，“不足萬人”，省下來的錢自然要上繳中央。

三司混到現在，其實也搞不到幾個錢了。

南方的觀察使慢慢變成了節度使，他們養的兵也多了起來，再加上野心萌發，上供日少，朝廷財政崩潰是必然的事。

宋樂建議將三司重歸戶部，也是為了規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