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鐘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yīng)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jīng)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xùn)，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yīng)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nèi)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的。盡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jīng)在隋朝為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發(fā)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確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后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后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后，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發(fā)展需要，再次頒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詔》，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想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持更為明顯，比如他曾經(jīng)在亳州、兗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jīng)費、人員。

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fā)展時期。

其實，從社會現(xiàn)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jīng)發(fā)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fā)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么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后，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詔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詔《沙汰佛道》，盡管詔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詔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茍避徭役，妄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jù)《沙汰佛道》詔書，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并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xiāng)，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fā)展將被嚴重打壓。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由于當年的6月3日，爆發(fā)了玄武門事變，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后為盡快穩(wěn)定局勢和爭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勢力選擇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復(fù)了原來的模樣。